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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达 “理论看法”专题|行政法篇之三

发布日期:2020-02-24 浏览次数:178 文章来源:

声明:“理论看法”专题文章安泰达律所内部专业方向相关律师根据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所出现的专业问题,就相关法律法规及对司法实践的理解所整理的参考性意见事实来源于相关新闻媒体的报道,非正式法律意见,仅供内部交流学习及理论探讨


与疫情有关的五个行政法小知识

作者:行政法业务部 赵玉龙


2020年1月以来,新冠病毒给我国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危害,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地方政府为抗击本次疫情,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以合肥市为例,2020年2月5日,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第7号公告,主要内容为:全市所有住宅小区、村庄、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由此可见,此次疫情管控非常严格,直接影响了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由于各小区及自然村的封闭管理由当地的居委会和村委会负责,存在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与相关人员产生矛盾,为了帮助社居委干部、行政村干部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上述问题发生后,正确认识矛盾及依法处理纠纷,本律师拟写如下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供解决方式,以供参考。

1、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对辖区范围内的小区及自然村道路封闭,并对出入人员登记检查是否违法?

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限制人群聚集性活动、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第7号公告中第1条规定,本次疫情防控采取包保制度。所谓包保,即一级包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方式,各级政府及社会组织共同保障封闭管理制度得以实施。公告明确指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居住区域的小区及自然村,将由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负责封闭管理。故,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按照公告要求对小区及自然村采取封闭管理并不违法。

2、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对小区和自然村采取封闭管理的行为,属于群众性自治行为还是公务行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此次疫情期间,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根据人民政府防控疫情要求对小区及自然村封闭管理,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救灾管理行为。故,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公务行为。

3、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与人民政府之间为何种法律关系?

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在此次疫情中从事的行为为公务行为,即代表人民政府对相关区域从事封闭管理。该职权来源来自于人民政府的单方授权,而非行政命令、劳动合同和雇佣协议,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与人民政府建立委托法律关系。理由如下:

1)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系基层自治组织成员,由村民和居民选举产生,不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

(2)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不属于《公务员法》第二条规定的公务员范围,故非公务员,无人事编制,亦未与人民政府签订劳动合同或雇佣协议;

(3)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的职权范围仅限对相关区域进行封闭管理,该职权将在疫情结束时立即丧失,具有临时性和特定性。

4、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从事在封闭管理时,若与居民或村民发生冲突,如何处理?

由上可知,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与人民政府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双方建立了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委托人要求赔偿损失。故,若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非因自身原因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可就该部分向当地人民政府主张赔偿损失。同理,若因该干部因自身原因造成损害,该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同时还应赔偿由此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5、若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向人民政府主张赔偿损失,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计算损失?

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与人民政府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故,不能按照公务员因公负伤或工伤的标准主张损害赔偿。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委托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故,当社居委干部及行政村干部非因自身原因遭受损害时,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张民事赔偿。若人民政府拒绝赔偿,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非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