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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达“理论看法”丨从最高院判例看公司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相关法律问题

发布日期:2020-03-23 浏览次数:121 文章来源:

作者:安鑫,中共党员,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为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安鑫律师兼具法学和工科类的知识背景,长期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专注于公司、各类建设工程领域的诉讼与非诉讼业务。


一、前言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公司章程有权对股东资格的继承作出例外规定,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公司对此经常约定不明,致使股东因股权能否继承产生的纠纷时有发生,本文通过一篇最高院判例,浅析公司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相关法律问题。


二、案情简介

1、1997年10月10日,建都公司原名启东市建都房产项目开发有限公司成立2007年9月,建都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股权结构变更为启东市博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启东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后更名为江苏博圣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500万元,启东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出资2500万元。

2、2009年2月起,建都公司实行股权改制,周渭新出资2100万元从江苏博圣集团有限公司受让2100万股,双方于2009年2月1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建都公司工商登记上记载1997年10月至2016年3月法定代表人为周渭新。2016年3月变更法定代表人为陈建飞。

3、2015年1月,建都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在原章程第四章第七条中增加规定“对正常到龄退休(返聘除外)、长病、长休、死亡的股东,应及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股东退股时,公司累计有盈余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持股期间按本人持股额每年享受20%以内回报”,该内容作为第七条第三款。

4、建都公司先后有郁尚新、曹敏华、张红萍、陆建昌四位股东离开公司。张红萍因退休于2016年7月14日与建都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1%股权计50万元股金作价50万元转让给建都公司。建都公司按照每年10%向张红萍支付了持股期间的股权回报合计180732.8元,另退股本金50万元。陆建昌(建都公司副总经理)因退休于2016年12月31日与建都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4%股权计200万元股金作价200万元转让给建都公司。建都公司按照每年15%支付了陆建昌持股期间的股权回报合计1183232元,另退股本金200万元。

5、周渭新生于1948年10月,与曹允如系夫妻关系,周艳系二人唯一女儿周渭新立遗嘱:投资于建都公司和建筑集团的股权均由本人女儿周艳继承与以上股权相对应的股东权利均由周艳享有并承受。周艳主要诉求:确认周艳享有建都公司42%的股权(股权价值为32555万元),并判令建都公司将周艳载入股东名册、办理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周艳名下的相应变更登记手续。

6、本案经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周艳全部诉讼请求。


三、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周渭新去世后,公司和其他股东理应按章程规定处理,即公司应安排其他股东受让周渭新的股权以维护公司的人合性,但建都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公司其他股东无人认购受让周渭新的42%的股权,而该种情形如何处理在建都公司的章程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该章程对继承问题的规定具有不完全性。故虽然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继承问题作出另行规定,作为建筑公司也有权在遵守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实行岗位股进行公司治理的创新,但应以章程的明确规定为据,对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则应按法律规定处理。由于非周艳的原因致周渭新的股权无法转让,且公司当时的章程对无人受让股权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故周艳根据父亲所立遗嘱要求继承周渭新的股东资格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其要求确认股权、并由建都公司办理股东资格手续的诉请应予支持。

最高院认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标的股权如何处理属于公司治理事项,不影响本案股东资格的判断。建都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和治理结构,案涉股权排除继承后,究竟是由公司回购还是由其他股东受让,均可通过公司自治实现。这两种方式均有利于打破公司僵局,维持公司的人合性和封闭性,体现公司意志,保护股东权益。此外,周艳虽无权继承股东资格,但其财产权利可以得到保障。根据2015年1月10日公司章程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其依然能取得退还的股本金和按照持股额每年计算一定比例的回报款。本案中,建都公司提供的相关决议及庭审陈述表明,建都公司将周渭新的股权退股2100万元,并根据周渭新持股期间按持股额每年享受20%的比例计算回报,该计算标准是2015年1月10日公司章程规定的较高标准。因此,周艳作为周渭新的继承人,将能够从建都公司获取较为丰厚的财产收益,对其权益的保护亦属合理。同时,建都公司目前离职的股东均采取这种收回股本金和领取一定比例回报款的方式获得补偿,遵照公司章程对股东权益平等予以保护,符合本案实际情况。


四、律师点评

《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为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提供了法律依据。

本案中,涉案公司的章程虽经过多次修改,但认定死亡股东股权应由其他股东受让并无太大争议,一、二审法院也确定了该事实。但是,由于涉案章程修订后,对无人受让股权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致使产生纠纷。一审法院认为由于非周艳的原因致周渭新的股权无法转让,且公司当时的章程对无人受让股权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周艳有权继承周渭新在涉案公司的股东资格。而最高院却认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标的股权如何处理属于公司治理事项,不影响本案股东资格的判断。建都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和治理结构,案涉股权排除继承后,究竟是由公司回购还是由其他股东受让,均可通过公司自治实现。”该说理将公司章程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标的股权如何处理都让渡于公司自治,无疑是对法条的扩大解释。

基于本案的基础事实,笔者更倾向于一审的判决。而对于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

1、公司章程对继承问题未约定可由公司回购时,死亡股东的股权能否由公司回购。《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是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征,赋予了公司一定自治权。但涉案公司章程第七条明确约定,对离开公司的股东的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建都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公司其他股东无人认购受让周渭新的42%股权,该种情形如何处理在公司的章程中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该章程对继承问题的规定具有不完全性。有限公司虽然有一定的自治,但应以章程的明确规定为据,对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则应按法律规定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与公司回购股东股份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实际履行时的程序也不同,在公司无人受让股权的情形下,公司回购股东股权后定向减资是其唯一选项。根据《公司法》减资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而本案中周渭新占公司42%股权,在周渭新或其继承人未参与同意的情况下,减资程序显然不能成行。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回购股东股份,应以协商一致为前提,而不能在章程未约定的情形下随意创设。

2、有限公司能否基于章程约定回购股东股权。我们认为,全体股东有权基于法律规定,在公司章程中约定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由公司回购股东股权,这是有限公司人合性及其自治的表现。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本公司股权仅限于《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明文列举的三种情形,异议股东股权收购制度是公司资本制度的一种例外,应当严格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律未规定的,不应作扩大解释。笔者认为,该条款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非对公司自治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指导案例96号中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初始章程约定,支付合理对价回购股东股权,且通过转让给其他股东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一致以下列方式解决分歧,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公司回购部分股东股份。该解释也印证了公司在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形下能够回购股东股权。

3、公司回购股东股权存在的实践障碍。认可由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的合法性,并不代表能够实际履行。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公司如要减资,必须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从而保证资本的充实性、稳定性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5条认为: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根据该纪要,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减资程序是前置条件,那么反之亦然,目标公司回购股东股权的,也应经过相关的减资程序。有意思的是,在九民纪要出台之前,没有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有过类似规定,部分最高院判决在认可有限公司可在特定情形下(股东离职、死亡等)回购股东股权的同时,并未就公司是否经过减资程序而进行审查。


五、实务总结

为了规范公司运营,避免股东资格继承争议发生,我们建议:

1、公司如要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各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约定,未约定的,视为股东资格能够被继承。

2、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应当明确由谁来收购其股权,具体类型有:公司回购、特定股东收购、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收购等。

3、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还应当对标的股权价格的计算标准予以明确,以防收购标的股权时因转让价格引发争议。

虽然最高院认定公司在排除股东资格继承后,由公司回购还是由其他股东受让,均可通过公司自治实现。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公司回购涉及减资等程序性问题,建议约定由其他股东回购其股份为宜。


六、案例来源

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88号

名称:启东市建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周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七、扩展阅读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6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具有法定的行使条件,即只有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三种情形下,异议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对应的是公司是否应当履行回购异议股东股权的法定义务。而本案属于大华公司是否有权基于公司章程的约定及与宋文军的合意而回购宋文军股权,对应的是大华公司是否具有回购宋文军股权的权利,二者性质不同,《公司法》第七十四条不能适用于本案。在本案中,宋文军于2006年6月3日向大华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申请并于同日手书《退股申请》,提出“本人要求全额退股,年终盈利与亏损与我无关”,该《退股申请》应视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大华公司于2006年8月28日退还其全额股金款2万元,并于2007年1月8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宋文军等三位股东的退股申请,大华公司基于宋文军的退股申请,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宋文军的股权,程序并无不当。另外,《公司法》所规定的抽逃出资专指公司股东抽逃其对于公司出资的行为,公司不能构成抽逃出资的主体,宋文军的这一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